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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的“修书”记

乾隆三十七年,正月初四,全国各地正张灯结彩,欢度佳节。就在这一天,各省督抚学政收到了一份上谕,要求他们广泛搜集历代流传的旧书遗著,以及本朝士人所作的诗文专著,供朝廷编书使用。

接到这个消息之后,安徽学政朱筠递上一份奏折,他向皇帝进言道,明代的《永乐大典》收录了不少历代旧书,不如将当中征引的图书搜集出来,以供参考。第二年二月,乾隆降旨派人办理此事,并正式宣布:这部即将编著的丛书,定名为《四库全书》。

《四库全书》书影

此后的数年内,各地督抚学政及私家进呈图书加上内府藏书,《永乐大典》辑佚书共计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。但是,这一万多种图书中,只有三千四百六十种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,而其他六千七百九十一种则被收入了《四库存目》中。就在《四库全书》饱受追捧的同时,《四库存目》所列图书则被评价为“离经叛道,颠倒是非”“挟诈怀私,荧惑视听”,几乎被淹没在歧视的海洋中,历史的浪潮下。

时光飞逝,斗转星移。

公元1992年1月11日,腊八节的前一天。老话说,过了腊八就是年,北京城里已经开始有几分装扮出来的年气。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还没有正式结业,心里却已经在隐隐期盼即将到来的假期,暖气把店里的空气烘出一种慵懒的味道。一本《钦定四库全书附存书目录》正懒洋洋地躺在书架上,它感到自己身体一斜,被人拎了起来。一对炯炯有神的双目盯着它,仔细打量,眼里流露出一些惊讶的、窃窃的笑意。

拿起这书的是年轻时候的杜教授。彼时他三十出头,是山东大学古籍所的一个普通教师,还需要八年的时间才会成为真正的杜教授。不过在这里,我们统一称呼为“杜教授”。这时的杜教授正跟着自己的老师王绍曾先生编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。书陆陆续续编写了五六年,渐渐进入收尾阶段,预备付印。所里派杜教授来北京送书稿,趁着这个机会,他有空就跑到琉璃厂,寻摸老书。

杜教授的藏书书目

这本《钦定四库存目》由清人刻印,年龄比店里的大多数顾客还要大。书中夹着一页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的日历,半页开明书店稿纸,以及前任主人留下的朱墨两色的批注。

杜教授原先在大学读中文系,后来考取了山东大学古籍所的研究生,作了一篇《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》的硕士论文。当他把这部《钦定四库存目》捧在手里的时候,心里便隐约感知到了这部书的价值。

杜教授说:事物的本质往往掩盖在表象下面,这种表象又往往只是一个假象,或者真假参半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对《存目》所列提要的挑剔之词就是表象,《存目》的选取标准“平庸俚浅”就是表象,时人对《存目》的忽视之意就是表象。而真相,需要修书人去寻找

书买回家后,杜教授在山大的小卖铺里买了四个不同颜色的笔记本,他同夫人把书中所列的6793种古籍的书名、作者、卷数抄在十一个硬皮本子上。各书之间留下四行空白处,准备填写知见版本。杜教授发现,《存目》中保留了很多珍贵的图书信息。而这些信息却由于各种原因被省略,甚至掩藏。杜教授决定,要让这些信息再次与世人相见。

命运总是会优先选择有准备的人。

杜教授的计划刚刚开始“实施”,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便正式批准了出版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方案。两年后,1994年5月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编纂委员会正式组成,季羡林先生出任总编纂。杜教授也因为自己的“发现”被吸收到了编纂委员会中。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可谓举全国之力。杜教授在北大协助影印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,他亲眼见过的《存目》书版本就有五千多种,当中有不少稀有珍贵的版本。

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同仁合影。左起:杜泽逊、刘蔷、罗琳、刘荣

在这些遗留下来的老书中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的修书人找到了真相。《四库存目》里的图书并非全无意义,真正可以被扣上“俚浅谬误”的并不多。有一些是因为版本残缺,文字丢失而失去了原有的价值,更多的则是出于限制整体规模、压制民族真相、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等原因被刻意封存。

杜教授被借调到北京的时候,他的儿子才刚刚三岁。他只身一人在北大编书,起初在北大力学系住了一段时间,后来搬到了北大西门外畅春园南边的一个院子内,那是海淀医院迁走后废置的一处房子。屋内只有老旧的上下铺,没有洗澡的地方。杜教授在这里住了三年。

而后,杜教授亲自到北京、台北、上海、南京、西安、兰州等地图书馆,考察散存于各地的存目底本,不断补充信息。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《四库存目标注》。这部书总共三百七十余万字,收录图书6824种,列出了“存目”书名、卷数、朝代、作者、进呈者及版本信息。所有版本信息来源自相关书目和杜教授亲眼所见。凡是杜教授亲眼见过的书,都详细记载了该本的题签、行款特征、序跋、刻工及藏书印等,兼及考辨版本源流,订正前人讹误,内容丰富而详尽。

修书的杜教授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代表作,这部《四库存目标注》填补了学界空白,广受好评。

《四库存目标注》

我们都以为这修书就是坐在书斋里,与书相对,提笔写字。殊不知,修书人的第一堂课,是要学会如何“寻”书。1988年,杜教授刚刚研究生毕业,王绍曾先生派他去了一趟安徽。王先生给了杜教授一百多张卡片,上面是一百多部书的书名。杜教授需要把这些书目的分类、作者年份一一补齐。这些书名都出自《安徽文献书目》,即将编入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。杜教授在朋友提供的地方住了十四天,他跑遍了安徽图书馆、安徽博物馆,把需要的信息查了一遍又一遍。

王绍曾先生和他的弟子们

修书的第二个特点是费时费力,一部大型图书的修订,常常需要十数年,数十人协同完成。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总共核对了国内外有关图书150余种,前后积累了60000张记录版本信息的卡片,每一行都经过了细心核对。卡片制作完成后,修书人将它们按姓名排序,剔除重复的,修改有错误的。这个工作说起来简单,但做起来却不容易,比如同一部书,有的地方写作《希郑堂丛书》,有的写作《潘氏丛书》,很难识别。杜教授自加入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这个项目,成为一份子,前前后后付出了八年的心血。修书也是修行。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之后,杜教授又同王先生一起编了《渔洋读书记》。差不多同一个时候,王先生还在主持编纂《山东文献书目》,杜教授也帮了不少忙。修书修书,杜教授的文献学和版本目录学功底愈加深厚。

除了费时,修订、编纂古籍图书还是个费力不挣钱的活儿。若没有国家或地方上的资金支持,修书很难顺利完成。杜教授接下《清人著述总目》时,打算将清人的著作全部制成卡片,预计需要800000张,国家批的一百万经费勉强够用。等到实际做出来,却是1200000张,费用远远超支。修书期间,杜教授已经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投入进去了,陆陆续续垫了十几万。最终,项目组追加了四十一万,学校又补贴了十万,才缓解了困境。

修书的旅途孤单寂寞,其中艰辛,不易向外人道出。修书人的世界里也有尘世繁琐杂事,这些全部都落到了杜教授夫人程远芬的肩上。程老师一面照顾杜教授的生活起居,一面照顾家人和孩子,还帮着杜教授照看学生。程老师是杜教授的大管家,协调处理各种事物,甚至要牺牲一些自己的个人生活。杜教授一心扑在学术上,家里不开火,早饭、中饭、晚饭都在山大食堂吃。程老师厨艺不错,但为了节约时间,他要程老师和他一起吃食堂。杜教授说,食堂里有这么多品种,哪是家里能做到的?

杜教授和程老师的新婚合影

程老师自己也修书。《四库存目标注》最后附有一份索引,由程老师编制。制作索引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书中内容,常见的索引有“书名索引”和“作者索引”两类。程老师编制的索引却考虑了更多的阅读需求,除有四角号码、拼音、笔画检字,还列有“撰校评阅序跋者索引”“书名索引”“刻工写工及刻抄者名号索引”“藏书家及藏书印鉴索引”,十分方便。杜教授编修的大型图书,我们总能看到程老师用心编写的索引。杜教授是幸运的,他遇到了一个全力支持自己,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
2004年,杜教授同夫人程远芬带着学生编写《清人著述总目》。每天,他们夫妇二人清早来到山大的办公室,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半。直到2011年,《清人著述总目》交给《清史》委,他们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度过的。2012年,杜教授开始带着学生开始做《汇校》。杜教授和他的夫人依旧过着家、校经处和食堂之间三点一线的生活。

校经处

杜教授生于1963年,今年55岁。他常常穿白衬衫、黑色风衣。他在校园里走过时,学生们都回头张望他,他们都说这是山大的“男神”。

时光倒退到1981年,同样的校园里,一位小伙子从图书馆里走出,他相貌堂堂,身上还带着几分少年的稚气。他说他叫杜泽逊,来自山东滕州,父亲是中学老师,最喜欢读书。

杜泽逊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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